我记忆中的妈妈好像只阅读专业书籍，甚至没像别的母亲那样在小时候给我们读童话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热爱小说的少女时代。
“原平十分多才多艺，会很多乐器，二胡拉得尤其好，他拉各种曲子给我们听，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后来我被抽到公社里当赤脚医生的助手，都没能听完你妈妈讲的《静静的顿河》。农村交通不便，知青生活十分艰苦乏味，我们聚会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冬天农闲，我们都去修水利设施，才碰到一起，我看得出来，你母亲跟原平……很谈得来，相互关心彼此。”
他们曾是一对恋人？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却又有些情怯。
梅姨似乎看出我的心思：“那几年知青开始慢慢有了返城的机会，招工、推荐上大学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来自不同地方，意味着将来会各奔前程，很难有真正在一起的机会。而且当时风气保守克制，农村尤其怕人议论，我猜他们同样会考虑到种种问题，所以不大可能像现在年轻人那样，有了感觉便走到一起。”
我凝神听着，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
“1976年底，我记得应该是快到元旦了，原平被抓起来的消息传来了，他的罪名，”梅姨有些艰难地说，“据说是公社书记下到村子里，当场抓获他强暴女知青，而那个女知青是你母亲。”
我呆住，我来探寻自己的身世，并不想听到自己竟然是一起犯罪事件的结果。
“我连忙赶去打听，听说你母亲先是否认这件事，可是审查之后，她突然沉默了。我完全不相信原平会干出这种事，于是专门去找她，想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肯说，把我拒之门外。”
我定一定神：“听起来我妈妈并没有指证发生了强暴啊。”
梅姨涩然摇头：“对，她没有直接指证原平，可是也没有为他做开脱。原平被关在公社一间废弃房子里，我在深夜找过去，隔着窗子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可他反过来问我：燕子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都叫你妈妈燕子。我只能实话实说：她什么也不说。没想到原平听到之后，沉默了许久，说：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目瞪口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我跟你一样困惑。大概一个月之后，你母亲的父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他们身体有问题，打报告将女儿接回城里，于是公社书记的话就成了唯一的证词。那个年代，法制并不健全，原平每天都必须接受批斗。后来我听别的知青私下议论，原平曾经因为就招工指标的分配提意见得罪过书记，书记很可能是在借故报复他，但是他们都一心盼着回城，没人肯公开质疑书记，为原平鸣不平；而村民们对于涉及男女关系的这类事，完全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把批斗会当成一种消闲娱乐，根本不关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我妈妈再没过问这件事吗？”
“据我所知，没有。后来原平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去外地一个劳改农场，跟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络。直到十八年前，我回娘家探亲，才偶然碰到他，那天他家人把他赶了出来，他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附近徘徊。”
我大吃一惊，愤怒地问：“他们怎么能那样绝情？”
“唉，原平在劳教结束后就回过省城，被父母拒之门外，后来就消失了，多年没跟家人联系，那次是他第二次回省城，才知道父母已经在前一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他很受打击，和他哥哥争吵甚至动手，被他哥哥赶了出来。”
被离弃得如此彻底，我有说不出的凄凉之感，讲不出话来。
“我好说歹说，总算拉他一起去吃了顿饭，后来我们多少保持着联系。”
我整理着自己听到的信息：“所以他和我妈妈很可能只是恋爱，两情相悦，约会时被那位书记撞见，书记很保守，难免大惊小怪，而我妈妈胆怯了，怕影响推荐上学或者回城，于是保持了沉默。可是，”我打住，无法接受自己的推论，“她怎么能这样做？就算一时胆怯自私，回城之后也应该为他辩解啊，竟然任由他被送去劳教，不闻不问。”
“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
“不不不，梅姨，不管什么时代，如果爱一个人，根本不应该陷他于那种无法自辩的灾祸之中。”
“这只是你的推测，可可，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才清楚。我也曾责备过你母亲，可是年纪渐长，越来越明白这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别人的苦衷与动机，妄加揣测是不公平的。”
“所以她写信对您忏悔她的行为，而您表示谅解，劝她放下。”
她苦笑：“你母亲给我来过信，说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鼓足勇气才写信给我，她没有谈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原平，想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过了好几年后我跟原平才碰面。我忘了我给她回信写了什么，不，我应该不会自认为有资格代为表示谅解。对于所有心头背负重担的人，我都会劝他们放下。”
我做不到这种无差别的宽容，尤其当那个人是我一向深深敬重的妈妈时。
她显然一直背负着良心重负，直到病重仍旧满怀负疚，至死无法解脱，可是逝者已矣，我又怎么去责备她。
我找梅姨要何原平的地址，她十分犹豫不决。
“可可，他有他的生活，有一个女儿。我们联系并不频繁，以前是写信，后来偶尔通电话，都是随便闲聊几句，从来不谈论往事，他也从来没提到过你母亲，所以直到你母亲住院前，我都没对她提起过他。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看到你出现在他面前。”
“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有胆量出现在他面前，毕竟……”
毕竟我妈妈太对不起他了，原本只是两个年轻人在寂寞绝望的环境里情不自禁偷欢，却让他一个人付出那样的代价。在三十四年之后，站到他面前，自我介绍是他的女儿，再怎么乐观去联想，他都不可能觉得是一个意外惊喜。
我彷徨不已，喃喃地说：“但我想我妈妈欠他一个道歉。请您别对他提起我，我要好好想想，该不该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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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清岗回家后，又过了一天，总算接到小姨给我打来的电话，听到我的问题，她顿时哑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小姨，只有你能告诉我真相。”
“可可，刨根问底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并不是存心想毁坏妈妈的名誉，我只想知道我父亲是谁。妈妈去世前曾跟你说过什么？”
她又是一阵沉默。妈妈病重时，她曾请假飞过来在医院陪护了半个月之久，我每次过去，都看到妈妈与她姐妹两人依偎在一起交谈，越发认定她们之间的谈话肯定包含着我想知道的事。“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一定会弄清楚的。起码我可以直接去找何原平。”
“不不不，可可，不要去找他。”
“这么说妈妈确实对你提到过他？”
她无法否认。
“小姨，我已经是成年人，能够坦然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只需要知道真相就好。”
“没有你想得那样简单。可可，冷静下来听我说，电话里讲不清楚，我春节时会过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你千万不要去找何原平。他有他的生活，你妈妈那么负疚，也没有去找他，如果你贸然去打搅他，我觉得很不合适。”
我试图冷静。然而这件事缠绕在我心间，我无法抽离。
子东找我一起吃饭，试图开解我，而我打不起精神来。
“姐姐，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跟我说。从小到大我们感情一直很好，那些甚至不会跟父母讲的话，我都会跟你说的。”
“可是你向我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那是因为讲出来只会让你困扰，没有意义。”他叹气，“那天你拖我去验DNA，我应该抵死不从的。你看，你说验出个结果就能放下了，果然是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