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726)

程敏政遵旨，回到翰林院办完交接，回家拜别父母，就带着妻子李莹启程了。

程信拉着儿子的手，很久没有说话。

父子俩都明白，这一别，可能就是生死永诀了。

长亭送别的人中，少了程信的老冤家工部尚书白圭。连年的操劳，让他身体不堪重负，只是事情多，心里总放不下；抱病看了落地实验，回家的路上，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五十六岁；比他更早一点，左侍郎赵荣去世。

左宗正王复改工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徐贯改左侍郎，杭州知府李端为右侍郎。

李端是景泰八年进士，也是徐埕的学生，不仅在水利上有突出成果，而且扶弱锄强、兴利除弊，深得几地百姓称颂，当时民谣“大户见的怕，小户见的喜，再过一二年，家家有余米。”

汪舜华笑道：“若能使天下百姓家家有余米，便是天下太平之日了。”

第314章 纪年（附小剧场18）

与此同时，汪舜华想到了另外一件事——纪年。

纪年的方法很多，帝王纪年、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等等，但不太方便；尤其现在新纳了朝鲜和汉昌等六省，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纪年方式，如果要测定时间，以明朝的《大统历》纪年也行。

汪舜华很怀念从前的公历纪年，从某年到某年间隔多久一目了然；未来多少年表述也准确无误。

但是要想引入西方的纪年方式，现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刚刚当众给了人一巴掌说这家伙是个居心不良的臭流氓，马上转头说这人还有不错的地方要奉若上宾，汪舜华的变脸技术还没这么炉火纯青。

何况，纪年是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别说改变纪年方式，就是历书上一个小的标准的调整，那也是大事。

当年景帝就碰到过：《大统历》最初用的昼夜时刻是南京数值，迁都北京后因为首都地位未定，一直没有修改。北京纬度高于南京，昼夜时间也就不同；尤其北京的冬至日夜晚和夏至日白天时间各比南京长达三刻，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有鉴于此，正统十三年冬，钦天监编造次年历书时，昼夜时刻数值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实测结果，结果“夏至之昼、冬至之夜，俱书六十一刻，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

景帝倒是没跟汪舜华议论这是不祥之兆，不过听内官说，出去采买的时候听百姓议论“历法是朝廷德政的根基，这次《大统历》的修改，恐怕会动摇朝廷根基啊。”

因为次年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包括岳正在内的很多士大夫都将二者修改联系起来。

果然景帝继位不久，就收到天文生马轼的上书，对改历一事提出异议。景帝命礼部会官讨论，最终于年底拍板，认为北京观象台位于“尧幽都之地”，其昼夜时刻不能作为时刻制度标准，否定太上皇变更《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做法，将昼夜时刻改回南京旧制。

除了否定老哥的政治需要，很难说跟“祖制不得擅改”的传统观念有关。

纪年如此重要，要想改动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

汪舜华首先想到的是——国土面积太大，朝廷制定的历书不能及时送到，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

历书只有在皇帝举行完“进历仪”后才能公开发行。进历仪是重要的吉礼，几经修改完善，流程繁复，场面恢宏。除了朝参的官员、天文官和礼官，各国朝觐使臣也要参加，站在僧官、道士之后；国子监的太学生也要穿着公服赴奉天门五拜三叩头。此外，还会允许普通士民参加，体现皇恩浩荡。当然随着人员成分的复杂，不仅闹出过在陛前争执、喧竞违礼的新闻，还出现过不少百姓借机请求昭雪伸冤的突发事件。

但颁历日并不是一定的，最初在冬至前一日，后面十月朔、九月朔来回变，太宗时代改在十一月朔，历史上直到嘉靖十九年又改为十月朔。

所以改日子，没有祖宗规矩的约束，不过似乎没有必要。

虽然冬月才颁历，但是每年二月初一，钦天监就造好来岁历样，进呈御览。获准后，照历样刊造十五本送礼部，由礼部派人送至南京及各布政司。直隶诸府州历日，为钦天监负责印造；各布政司，则由朝廷预授钦天监历日印，待每年礼部发来历样，照之刊印，并每本盖上历日印，到颁历日期，才能发放民间。

因此颁历仪仅仅是个仪式，实际上全国各省早就拿到了，否则两个月根本不能确保送到各地，更别说发到百姓手里——这玩意跟百姓生活紧密相关，大家要根据吉凶宜忌安排行事。

而且不许私印：每本历书的首页除了钦天监的防伪印章，还有声明：“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这还是有法律依据的，《大明律》有“伪造印信历日等”一款：“凡伪造诸衙门印信及历日、符验、夜巡铜牌、茶盐引者，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