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并排停着的大公车上，已经有人开始咒骂。声音落到空气中，立即引起更多抱怨的声音。同时，有汽车开始鸣喇叭了――虽然没有任何帮助，但一个活生生的塞车场景却声色并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汽车排放的废气开始冲进我们的计程车，阿奇愤怒地摇上了车窗，骂了句：“他妈的真倒霉。”
收音机的摇滚乐曲不知何时被换成交通信息报道，我们从里面听到播音员毫无表情的声音，告知目前所处的路段塞车的消息――真是不折不扣的废话。阿奇有点烦躁，没有说话。我们又等了五分钟，这其间的士上跳动的价目表却毫不留情。她终于忍不住拍了下皮座椅：“你等一下，我下去看看前面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说完就不由分说开了车门跨了出去，我甚至来不及阻拦她。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就跟那些鸣汽笛的车一样毫无意义。这么多车辆，这么多人一同积压在这座不足三百米的桥上，感觉却跟一个人掉进荒无人烟的沙漠一样空旷渺小，以及同样浮上心头的无助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倒有着听天由命的心安――既然无法可想，那就不如享受无事可做的此在吧。司机又把收音机的波段拧回刚刚的音乐频道，现在播放的，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一个女低音用法文黯淡地演绎着这首歌曲，声音像祖母檀香木首饰盒里发黄的珍珠。
“很闷吧，要不要转个频道？”司机同情地问我。
“不用了，这个就很好。”我说，事实上，此时此刻，只要不是特别难听的音乐我都能接受。
法文歌还没有唱完一段旋律，车门哗的一下被打开。阿奇汗涔涔的脸贴了进来。
“快，快下车，前面出车祸了。”
我们住的房子属于我母亲，因此间接也属于我――这么说并没有厚颜无耻的成分，因为除了我这个因素，实在看不出如母亲那样的精明投资商有什么必要购买这套地处破破烂烂的老城区中建造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房子。我却喜欢这里的一切，包括楼梯间斑驳脱落的墙体；楼道外巷子两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老军医和办证广告；拐角处被烟熏黑的砖块缝隙中脱颖而出的苔藓和野草；一楼的窗台那只脖子上挂着铃铛，总用好奇眼神打量我的小白猫；早上巷子外买碱水粽、叉烧包和豆浆的摊档；还有不远处由无证农民或外来民工自发组成菜市场。当我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只需要打开房门，走廊里邻居炒菜做饭的瓢勺碰撞声，对面老人收音机里传来的粤剧声，楼下幼儿园孩子们的吵闹声就会没由来给心情添加几笔雀跃的色彩。我喜欢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感觉――一种实实在在置身生活中的感觉，在这里，仿佛痛苦和欢乐都有了质感，都有属于它们该有的，能够辨认的纹路。走廊里只能看到四角的天空，每到傍晚，总有成群的鸽子盘旋着飞翔，它们是这隅城市最贴心的安慰，象征着适可而止的欲望和嘎然无声的飞扬。
我在这样的房子里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个人的生活。母亲除了让我有了个栖身之所外，还给我补贴每月一千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部分靠我写点报刊文章，打点临时工赚取――钱虽然不多，但足够维持我的日常开支。就这点来说，她实在是个好母亲，尽管我和她就像来自不同的星球一样，彼此都很诧异对方的存在。总之，我在我的房子里随心所欲地进行一个人的生活，偶尔也带男朋友回来过夜，可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同居。阿奇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和我同居的人。
尽管事先有所警惕，可阿奇还是改变了我的生活，这种转变是不为人知的，等到我对它有所意识时，她已经无可逆转地成为我生活中温暖和坚实的部分。我们一起过最简单的生活：白天我们基本不碰面，我起床的时候她早已不知去向，晚上我们也很少相互打扰，只有在她入睡前，我们会在阳台上，就着昏黄的灯泡聊天或一边吃西瓜，一边往楼下吐籽。就是这样退避到“同居”本来意义上的生活，却让我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仿佛一时间匍匐大地，一呼一吸均有来历，一举一动都情有可原――这对以前的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感觉自己以往的日子就象一床皱巴巴的床单，而阿奇的存在，就像一个温热的电熨斗一样，悄无声息把皱褶熨平。无论何时，只要起来后看到她在厨房里泡咖啡的后背，切东西的声音，或是见到她留在冰箱上的便条，阳台上烟灰缸里掐灭的烟嘴，都有一种奇异的安宁系上心头。和她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我变得安静，很少会莫名其妙地忧郁，烦躁，甚至连失眠都很少造访。阿奇仿佛为了和我居住才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她使我的生活变得美好。是的，直到今天，我才能承认那是一种美好――活了这么多年，我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美好跟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美好的东西毫不相关，跟过什么样的生活也毫不相关。是的，美好是一种我行我素的品质，一种你无法套用到任何具体情景中的感觉。美好，这个字眼剔除通常意义上的矫饰后，只剩下最朴素和最简约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