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见说他这段时间非常的忙。
我将事情简单和苏见说了。
苏见说：“劳先生明晚上回国，我先问一问他。”
一会苏见拨回给我：“映映，我需带份资料给他，劳先生请你一起来。他后天早上在内地还有工作，他说要在本埠停留，还有一点点时间，他想见一见你。”
我有些迟疑：“方便吗？”
苏见平和地答：“不要紧，他搭乘自己的飞机。”
第二天傍晚抵达机场，我心不在焉地跟着苏见，在推着行李的行色匆匆的行人中走过，我仰着头看着夜航的飞机从巨大的玻璃窗外起起落落，
我们走入候机厅，梁丰年远远走过来。
苏见朝他略微颔首。
梁丰年侧身站在苏见跟前，直接开口：“劳先生取消了上海的会议，他让你把资料给我，边总已经从香港飞去临时替代他出席。”
苏见有些敏感地问：“怎么了？”
梁丰年看了我一眼。
苏见示意无妨。
梁丰年低声和他说：“他说有些累。”
苏见脸上微微变色：“你跟他这么些年，不是不知道他性子，若不是身体真的受不住，他怎会开口说……”
梁丰年只好说：“现时回来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苏见轻言责备：“你们也不注意点。”
梁丰年无奈地说：“这一个礼拜事务浩繁，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时梁丰年手边电话响起，他接起来只听了一句，随即脸色骤变对着那端喊：“拨救护车——”
苏见已经即刻朝着入口飞速地冲了过去。
我拔腿跟着跑过去。
夜色四合中，停机坪地面上隐约闪烁的灯光，跑道上停泊着一架私人商务飞机，机身修长洁白，只在尾翼有一枚劳通菱形的标志。
我跟着苏见飞跑上舷梯。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需要私人飞机——再舒适的头等客舱对他而言都已太困难，因为他身体实在太糟糕。
机舱内灯光柔和明亮，左侧有一张容纳四个人的方型会议办公桌，旁边是一组沙发，后面是一个小餐厅和吧台。
劳家卓坐在办公桌旁，白衬衣套一件西装式银灰马甲，助理正扶着他站起来，他脸色煞白一片，一手撑着桌面身体已经是摇摇欲坠，苏见疾步过去搀扶着他在沙发上半躺下来，然后动手利落地解开他衬衣，一手托着他的头部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
我凑近他身前，他口唇发绀，大汗淋漓，意识似乎已缓缓陷入昏迷。
苏见急道：“映映，给他吸点氧！”
我环视了一圈，看到沙发背后置有简易氧气枕，我迅速动手拔出袋子上连接着的橡皮胶管，撕开一次性鼻导管，打开开关检查氧气通畅度，用棉签醮了些许冷开水润滑，然后托起他的脸庞，将导管小心缓慢地插入他的鼻咽部。
我仔细观察他的反应，并无呛咳和喷嚏现象，这才用胶布将橡皮导管固定在他的上嘴唇。
一切不过是一分多钟的事情，做完这一切，我方发觉全身已经是瑟瑟发抖。
劳家卓胸膛艰难起伏的呼吸稍稍好转。
我轻轻握着他的手叫他名字：“家卓？”
他反手无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极力平定心神，查看他病发的症状，心悸，胸痛，伴随呼吸困难。
剧烈的胸口疼痛会引发病人的濒死感。
我竟然一直不知道他身体的具体情况。
梁丰年从外面进来，脚步急促：“车开进来了，送他去医院。”
苏见点点头。
机场的车子在跑道上开路，司机已经将家卓的车开进来。
苏见和梁丰年撑起他，几乎是半抱着将他扶进了后座。
苏见说：“映映，过来。”
他将我塞入他的身边，然后推上车门大声吩咐：“徐峰，注意安全！”
车子已经像离弦之箭一般朝外驶了出去。
苏见和梁丰年的车紧紧地跟随在后。
他极力忍受着苦痛，虚弱地倚在我身上，我挤压氧气袋，腾出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说出来的两个字都轻轻打颤：“家卓——”
他气若游丝地说话：“没事……”
车子一路开得风驰电掣，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好像是鞭骨笞血一般的煎熬，大约二十分钟后几辆车急驶入市内医院。
劳家卓神智都还清楚，一直握着我的手。
他被推入急诊室，胸外科的主任已经赶来，正在交代护士请心外科会诊，劳家卓在急诊室抢救了一刻钟即刻被送往手术室。
主刀医生已经洗手准备上台，助理医生过来术前谈话，字是苏见签的，他非常的镇定，似乎应付这样的场景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看着手术室亮着的灯，我遭遇如此生死劫难，从头到脚的每一寸都是冰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