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伸手帮仰恩擦顺脸往下淌的冷汗，渐渐意识到好象吓得挺厉害，目光呆呆的，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仰恩，怎么了？是做梦，不是真的。仰恩？”
灌了杯水，又低声与他唤了半天，才见仰恩抬头，眼睛里有了点人气儿，说话的时候还带着颤音儿：“我梦见我死了，给日本人从八楼扔下去了。”
抓紧了他的手，另一只手也覆盖上去，“有我在，你别怕。实在不行，抓着我的手，有多少力气用多少力气。行不？”
仰恩没回应，只是用自己的手，狠狠抓住了崇学的一只手掌，久久地不肯放开。
“我不怕，我只是不想，离开你。”
生命交给你，因为我信，你能带我找到光明。陷在香港的这些天，两人渐渐建立起的信任，如城池般巩固，炮火袭击中不做丝毫妥协，为了对方的顶天立地，自己首先要站得笔直。
崇学在仰恩情绪稳定下来以后，才与他说了个消息，肖仰思从广东和澳门派出营救的六艘船只，其中两艘已经秘密入港，这几日便要登船。仰恩开始觉得兴奋，毕竟困了太久，终于看见希望露了一小面儿，象是天边一线浅白的黎明。梦境里的恐慌，让他认识到自己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分别。
之前在上海，反正看不见，倒不觉得艰难，如今见了，又粘乎乎地守了这些天，朝夕相对，尽情享受着偷来的一份空闲和温柔，既然偷来了，就不想再还回去。
然而离开市区的路线制定得并不顺利，原因是尖沙咀、油麻地、旺角一带，日军分段控制交通，每隔几小时，放行一次。这几个地方是交通中枢，要避开岗哨很艰难，所以研究路线成了很头疼的问题，几个计划都因为危险太高而被否决。
同时，战争的形势开始向极其不利的方向发展，次日，传来消息，日军占领了黄泥涌山峡，那是香港自来水的唯一来源，也就是他们遏制了香港的咽喉，战争接近尾声了，而丁崇学必须趁现在日军集中精力攻打香港的时候尽快撤离，再也等不得最安全的方案，决定冒险经过日军检查的关卡登船。
那年的耶诞节，没人庆祝，也没有人来拯救战争中绝望的人类。上午，破例地日方没有任何进攻。崇学与仰恩换了一身普通衣服，携带了身份证和简单的行李，按照之前制定的路线，尽量选择走小路，过了这段设卡的区域，便有车来接着去上船。
十几个随从各有分工，有人近身跟着，有人远距离观察。上午气氛显得挺轻松，两人混在人群中，等着放行，岗哨那里有三四个做“特侦”的中国人，他们多是帮助日本人识别“重庆分子”或者有利用价值的闻人要客，负责检查他们这一排的是个矮小的中年男人。
轮到仰恩和崇学的时候，后面忽然有人拥挤起来，崇学知道他们是在制造混乱，好容易脱身，日本兵跟那个中国人果然往后移动，制止骚乱。然而那么多的人，一旦拥挤起来，并不是几兵几卒能阻止，崇学与仰恩连忙趁乱往前挤，过了关卡，所有的日本兵都集中到混乱的后面，他们两个随着先挤出来的人群里，也有两个自己的随从，撤进小巷。刚要急步奔跑，却见两个日本人小跑着截住了他们，明晃晃的刺刀，抵在胸前。
似乎只针对仰恩与崇学，旁边的两个随从假装害怕，抱着头蹲在一边，日本兵踢了他们两脚，示意让他们走开。然后，用刺刀拍了拍仰恩的手臂，意思跟他们走。装着不明白，两人都没动。
日本兵见他们不动，转念头决定搜身，崇学庆幸自己身上并无武器，当初也是以掩护身份为主要，觉得一把枪并不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反倒泄露了身份。没搜到武器，也查看了两个人的良民证，两个日本兵似乎也在嘀估着商量，崇学在身后做了个手势，示意暗处的人先别行动，因为一旦开火，会吸引更多的日本兵，到时候更难脱身了。
就在这时，对面的高楼上，忽然跳下一个人，高喊着“中华民国万岁！”，横尸皇后大道中。两个日本人回头看了看，转头目光再回到两人身上，正犹豫不决的时刻，远处传来枪声。
这下，日本兵再也不迟疑了，转身冲着枪声响起的地方跑了过去，留着仰恩跟崇学站在原地，只楞了短暂的片刻，见日本兵不见踪影，才松了口气，竟觉得全身如同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搏斗，每块肌肉都是酸的硬的，而身上也挤不出丝毫的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