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虽然已经在H市扎了根，但心里一直觉得别人是把自己当周家冲的人的，所以只要有人提到“乡下人”“农村人”，他就像有人摸了他的老虎屁股一样，要跳起来为乡下人和农村人鸣冤叫屈：“乡下人怎么啦？乡下人不是人哪？你们的祖先不都是从乡下出来的？”
为这事，杨红不知对他解释了多少遍，陪了多少不是，说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小镇上来的，我妈妈现在还在小镇上，大家都是所谓“乡下人”，没有谁在歧视你、看不起你。但周宁不信这种鬼话，他把杨红和杨红的家人一律划在歧视乡下人的城里人中，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城乡矛盾上来。
周宁的不做饭，已经被杨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认可了。自从搬出集体宿舍，杨红也不硬性规定他洗碗了。自己单家独户地住在一套房子里，门一关，就是一个独立的环境，没人看见，没群众监督了，还要他洗碗，做给谁看呢？所以杨红宁可自己三下两下就洗了，免得叫周宁去洗弄出更多麻烦。但父母来了，杨红就像一个闭关锁国的政府突然迎来了联合国调查团一样，就有点在乎形象了，至少让父母看见周宁还是做一点事的吧？不然父母不是要大担其心，觉得自己的女儿在受苦受难？
杨红就跟周宁商量，可不可以在父母来的这几天，由他来洗碗？周宁还是识这个大体的，知道杨红爱面子，就一口答应，只盼岳父母不要长年累月地住在这里就行。
岳母已经觉察到女婿不是那么听女儿话的，而且也不喜欢听批评，为打麻将的事说到周宁没把碗洗干净，或者还剩下了锅瓢盆也没洗，岳母也不在周宁面前提起，怕他生气，就趁周宁不在时把它洗了，也算帮帮女儿。不过大家住在一个屋顶下，保密工作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有几次，岳母正在洗周宁落下的锅盆，就被周宁看见了，周宁立即就火了，冲冲地说：“妈，我是乡下人，做事不如你们城里人过细，您嫌我洗得不干净，您就直说，叫我重洗，不用这么偷偷摸摸地帮我，让杨红看见，又该骂我了。”说着，就抢上前去，把岳母推开一边，叮叮当当、磕磕碰碰地洗将起来，把个岳母撂在那里，脸上讪讪的，下不来台。
杨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小事，会使周宁生那么大的气，而且使他从此改变对妈妈的态度。到最后，但凡岳母来的时候，周宁就整天整夜在外面打麻将，算是躲着岳母。不需杨红问起，就自动解释说：“我跟你妈处不好，她在这里，我就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你不愿意我出去打麻将，你就叫她少到这里来。”
讨厌彼此的家人，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周宁已经敢大张旗鼓地讲出来了，这说明他已经不在乎杨红知道了。那含义就是：我就是讨厌你母亲，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一点常常使杨红感到透心凉。
想到这些，杨红不禁长叹一声。杨红想，我和周宁对彼此的家人一个个都是讨厌仇恨，对彼此的处事为人，一举一动都看不顺眼。既然对这个人的一点一滴、一亲一戚都否定了，那不是把这个人也否定了吗？但两个人全盘否定了对方，又还是守在一起，煞有介事地扮演着一家人。
5
杨红决定不管周宁同意不同意，要办探亲就大人小孩一起办，签到证了，两个人一起来；签不到，两个人都不来，不然，把儿子一个人留在中国，周宁肯定要把他送到银马镇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把儿子办过来，周宁来不来，倒不再重要。以前急着办周宁来，主要是怕他熬不住了出轨。海燕说得对，出轨不出轨，主要是个思想问题，如果他想出轨，就是天天守着他，他也是要出轨的。他不想出轨，他有要求的时候也不用出轨，他可以自行了断。杨红在电话上跟周宁谈了自行了断的事，把周宁吓了一跳，说这出了国的人就是不同，怎么一下子学得这么低级下流了？你室友是什么人？你跟她住太危险了，早点搬别处去吧。
杨红觉得这些天不跟周宁在一起，自己反而过得很自在，心口也不发闷发疼了。但这些天不跟儿子在一起，就总是牵肠挂肚，做梦不是儿子生病，就是自己把儿子弄丢了，哭着喊着四处找儿子，醒来了知道是梦还止不住泪。
星期四早上，杨红要到东亚中心那边去辅助汉语教学，就特意走早点，顺路到外国学生学者管理办公室去打听办探亲的事。外国学生学者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杨红一张表，上面列着办探亲需要的东西。第一，要买医疗保险，没保险她就会被暂停，连工资都没法领，更不要说办家属；第二，要有一定的银行存款；第三，要有她邀请人的信。